凝聚 烽火初燃时

沈阳早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1-1932年）

□伏桂明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炮轰沈阳北大营。在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的黑暗时刻，中共满洲省委于九一八事变次日发布《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声呐喊。自此，沈阳各界民众纷纷奋起抗争：爱国军警抵拒命令浴血巷战，绿林豪杰转身为国而战，工人市民构筑后勤网络，知识分子以笔为枪奔走呼号。特别是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之际，多路义勇军联合围攻沈阳城，“爱国小组”冒死向国联递交日军侵华罪证，抗日“六志士”策划里应外合光复行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武装斗争与多种斗争方式相结合的方式，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气焰，展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大力量，为中国抗战留下宝贵的精神遗产和实践经验。

先声

抵抗的发端

九一八事变次日（1931年9月19日），一份由中共满洲省委发布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出现在沈阳街头。这份后来被称为《九一九宣言》的历史文献，不仅以其发布时间的率先性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宣言”，更以其深邃的思想内涵和前瞻的战略眼光，为沈阳乃至东北地区初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首诞生于抗战初期的抗战歌曲（张广胜收藏）

《九一九宣言》的历史意义首先体现在其旗帜鲜明的先导性。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举国上下尚处于震惊与茫然之中。就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中共满洲省委基于长期的情报准备和敏锐的政治洞察——早在事变前数月，满洲特科就已经通过地下战线获知日军的异常动向——在第一时间就对事件性质作出了准确判断。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所以能占据满洲，完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并以“三岁小孩也不会相信这些话”这样犀利的语言，彻底撕下了侵略者的伪装。这种及时而准确的政治判断，在思想上抢占了道义制高点，为后续所有抗日力量提供了共同认同的思想基石。

在厘清敌友以凝聚共识方面，宣言展现出非凡的思想穿透力。它深刻指出侵略的根源在于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满蒙政策”，其本质是要将东北变为“完全殖民地”。《九一九宣言》将日本帝国主义定义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同时尖锐批判国民党当局的“投降帝国主义”“忍耐”“镇静”政策。这种批判不是简单的政治攻击，而是完成了将“国家民族”与“妥协政府”的思想剥离，明确指出“真正的爱国必须反抗侵略，而反抗侵略必然要反对妥协投降的当局”。这一重要思想为争取一切爱国力量扫清了障碍，极大地扩展了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

《九一九宣言》的动员策略体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虽然以“工农兵劳苦群众”为主要呼吁对象，但通篇基于民族解放的宏大叙事，其“唯一的出路久已摆在我们面前了”的呼喊，超越了阶级界限，能够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宣言明确提出要进行“伟大的游击战争”，强调“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这一主张不仅为自发、分散的抵抗运动提供了正确的斗争方略，更使其在实践中发展成为后来波澜壮阔的抗日游击战争。

《九一九宣言》最为珍贵的思想内核在于其坚定自主的斗争性原则。它明确宣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这是在混乱时局中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早期确认。与此同时，还打破了对“国际正义”和“大国干涉”的幻想，主张依靠自身力量的英勇斗争。这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成为沈阳乃至东北地区早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支柱。

《九一九宣言》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远见和斗争精神的集中体现，更是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奋起自救的精神宣言。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它如同一粒火种，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以其先导性点亮了黑暗，树立了旗帜；以其揭露性厘清了敌友，凝聚了共识；以其动员性唤醒了民众，扩大了阵营；以其斗争性指明了路径，掌握了主动。这份诞生于沈阳的战斗檄文，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今天重温这份宣言，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份穿越历史时空的勇气与智慧，体会到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所迸发出的伟大精神力量。

九一八事变仅仅九天后，在全国仍处于震惊与悲愤之中时，两面对日抵抗的旗帜几乎同时举起，标志着沈阳乃至东北地区抗日斗争从自发零散走向有组织联合的重要转折，展现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初期的生动实践。

1931年9月27日，同样是中国抗战史上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

这一天，在北平（今北京），流亡关内的东北各界名流、爱国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汇聚于西单奉天会馆，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救国会”）。该会由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车向忱等人发起，黄显声等将领积极参与。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也通过张希尧、宁匡烈、宋黎等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秘密参与其中，并建立党支部，使救国会自诞生起就呈现出跨党派、跨阶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雏形。

同一天，在沈阳新民沙岭岗子的一座农家大院中，绿林英雄高鹏振（报号“老梯子”）召集旧部、热血青年和受压迫百姓，宣布成立“镇北军”，树起东北民众自发抗日的第一面武装义旗。他誓言：“不为钱财，不为私利，只为把日本鬼子赶出东北！”其队伍构成本身就体现了底层民众的联合。这也与北平的救国会形成了跨越地理与阶层的精神呼应。它表明抗日不是某一阶级、某一群体的独自抗争，而是全体不愿做亡国奴者的共同事业。

连接这两个抗日阵线的关键人物，是时年35岁的张永兴。他亲历了救国会的成立，并被其派遣回东北组织抗日武装。怀揣“在劳苦的群众中建立我理想的民族势力”的信念，他毅然重返危境，主动联络高鹏振部。在他的建议下，“镇北军”改组为“东北国民救国军”，明确了抗日救国的政治纲领；他协助制定“三不准”纪律（不准骚扰百姓、不准抢夺民财、不准奸淫妇女），建立后勤与训练体系，推动这支绿林武装向正规抗日部队转变。他还改编了军歌：“起来！起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父母成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张永兴的工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在沈阳地区的早期实践，体现了知识阶层与民间武装的有效结合，极大提升了队伍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1931 年 11 月，东北青年学生、各界代表、流亡同胞赴南京请愿，高呼：“请政府出兵，我们愿做前驱！” （资料图片）

1932年初，张永兴奉命调回北平，以笔名“王立川”在《新中华》杂志连载《血战归来》，真实记录了辽西义勇军的抗战事迹，这些文字后来感动田汉，成为《义勇军进行曲》的重要创作素材。同年末，他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转战地下情报战线。

回望历史，《九一九宣言》与救国会、救国军的相继出现，标志着沈阳抗日斗争从自发走向自觉、从分散走向联合的转折。它们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远见和斗争精神的体现，更是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奋起自救的壮丽宣言。其所蕴含的动员理念、统战思路和斗争策略，为后来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基础。

汇聚

百川归海

九一八事变后，沈阳在骤然沦陷的黑暗中迸发出不屈的光芒，迅速成为东北抗日斗争的重要策源地。沈阳各阶层民众、各类武装力量和政治团体基于民族大义，实现了自发的、广泛的抗战动员与初步整合，形成了多元力量并存、相互呼应、逐步联合的抵抗格局，共同谱写出一部悲壮而恢宏的抗日序章。

爱国军警开展有组织的抵抗。在东北军主力奉命撤退、大局溃散之际，部分爱国官兵抵拒“不抵抗”命令，奋起反击。驻北大营第七旅王铁汉部在遭受突袭时毅然还击，虽规模有限，却彰显了中国军人守土有责的气节。更有许多官兵在撤退途中主动脱离大队，潜伏地方以待抗日时机。与此同时，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黄显声展现出卓越的组织与领导才能。他事前洞察危局，发放库存枪支增强地方武装实力；事变爆发后，亲率2000余名警察和公安队员与日军展开惨烈巷战，在沈阳各街区节节阻击。其后有序撤至锦州，以警务系统为框架，大规模整编、委任各地自发武装。至1931年底，已编成抗日义勇军20余路，成为初期抗日武装体系中的重要组织者。

民间武装崛起，绿林豪杰转身为国而战。除了正规军警力量，原先活跃于民间的武装团体也纷纷调转枪口，共赴国难。除了新民高鹏振率先竖起“东北国民救国军”的义旗，辽南的项青山、张海天（老北风）等绿林首领也率部而起。这些原本散落江湖的力量，经黄显声等整编收容，被纳入义勇军序列。

工人市民支援，筑起无形而坚实的后方长城。沈阳作为东北工业中心，工人群众以多种形式投入抗日斗争。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动员或自发行动下，工人们踊跃捐款捐物，从微薄生计中省出粮食、药品、衣物，经秘密渠道支援义勇军。兵工厂、军械所工人冒险私造零部件、偷运弹药，许多技术工人携带工具直接投奔义勇军，成为维修枪械、制造爆破装置的技术骨干，显著提升队伍作战能力。工人群体的参与不仅提供物资和技术支持，更在日伪控制的核心区域构建起隐蔽的抗日网络，承担情报传递、协同作战等任务，形成城乡互动、前后呼应的斗争格局，为抗日行动提供持久支撑。

知识分子、学生与商人，形成舆论、人力与经济的三重支柱。知识分子迅速以笔为枪，通过报刊、宣言、演讲揭露日军暴行与“不抵抗”之谬，流亡北平的阎宝航、高崇民、车向忱等人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为关外抗日运动的指挥枢纽和资源平台。青年学生纷纷罢课请愿，投笔从戎，成批加入义勇军，成为提升部队文化素质和战斗意志的有生力量。商人阶层则通过商会组织大规模募捐，筹措资金购买武器、药品、粮食衣物，借助商业网络秘密输往前线。不少爱国商人更积极参与抵制日货运动，从经济层面打击日本侵略，展现“实业救国”的担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各股力量自发奋起却缺乏协同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派赴沈南地区的代表李兆麟，成为推动多元整合的关键人物。他组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以民族救亡为旗帜，淡化政治色彩，广泛团结乡绅、原东北军军官、绿林武装和广大农民。通过争取原东北军军官苏景阳并整合其骑兵队伍，显著增强部队战斗力；同时深入农村动员群众参军支援，夯实部队基础。他注重政治建军，在部队内建立党团组织、开展政治工作、严明纪律，避免其流于涣散，并推动与其他义勇军协同作战，多次袭击日伪据点、破坏交通线。在其努力下，沈南地区实现了党的组织领导、旧军队军事经验、绿林战斗力和民众参与热情的有效融合，部队鼎盛时达6000余人，成为一支纪律较严明、战斗力较强的抗日武装。1933年春，日军重兵“围剿”致使二十四路军主力受挫，但李兆麟培养的骨干大多成功突围，成为后来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力量。他们像革命的种子撒遍白山黑水，继续传承沈阳早期抗日斗争的火炬。

沈阳早期的抗日力量，是以原军警和民间武装为军事主力、工人市民为支撑、知识分子与学生为先锋、商人群体为后援、中国共产党为政治引导的多元共同体。其斗争模式自发、多样而逐步联合，如百川归海，虽存在缺乏统一指挥、依赖外部支援等局限，却充分体现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全民族抗战特性，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早期实践雏形。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史诗的光辉开篇，更为后来全国规模的抗战提供了宝贵的组织经验、统战范例和精神动力。沈阳，这座最先沦陷的城市，也由此成为不屈抗战的象征之地，昭示着一个地区、一个民族面对外侮时所能爆发出的最深沉、最血性的力量。

合力

围攻沈阳城

1932年，日本扶植溥仪成立伪满洲国，企图以“东北人民自愿独立”的谎言掩盖侵略行径。面对民族危亡，沈阳城内外的爱国力量以武装斗争、情报搜集与国际舆论宣传相结合的方式，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抗日斗争，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期实践的典范。

1932年3月，伪满洲国宣告成立，溥仪出任执政。这一傀儡政权的建立，并未使东北人民屈服。几乎在同一时间，多路抗日义勇军联合发起对沈阳城的围攻。尽管因装备简陋、协调不足未能破城，但这场发生在国联调查团来华之际的军事行动，以铁与血的抗争戳穿了日本所谓“东北人民自愿独立”的谎言。与此同时，另一场无声却同样激烈的斗争正在沈阳城内展开。以银行家、中共地下党员巩天民为首的九位沈阳志士——后人尊称为“沈阳九君子”——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搜集日军侵略罪证。他们中有医生、教育家、律师、金融家和社会活动家，虽身份各异，却因共同的家国情怀凝聚成一道跨越阶级与党派的统一战线。他们以专业精神整理出包括军事、政治、经济侵华实据的《TRUTH》汇编，通过外交途径秘密递交国联调查团。这些志士每人在证据册上郑重签下真实姓名，以示以身殉国之决心。九君子的行动不仅是一次勇敢的举证，更是一次极具策略性的国际统战实践，将中国人民的抵抗声音精准传递到世界舞台。

武装斗争与外交揭露相互呼应，形成了军政结合、内外联动的抗争格局，沉重打击了日本的侵略宣传，也为国联最终否认伪满合法性提供了关键依据。

然而斗争并未止步。随着夏季到来，新的光复计划在暗中酝酿。以沈阳县警务局长张凤岐、耿光汉、程云桥、杨作修、王鼎元、杨春元为首的“六位志士”，在沈阳城建立起一个潜伏在敌伪心脏的抗日网络。他们接受救国会的指令，联合沈阳周边义勇军，策划了一场规模更大的里应外合作战。张凤岐利用职务之便，秘密动员了近八千名警察、公安队员和爱国群众，预定于1932年8月与城外义勇军里应外合，一举光复沈阳。他们联络了赵殿良、李兆麟等率领的多路义勇军，制定了详尽的攻城方案。这场计划展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军事领域的高层实践：城内公务人员与城外武装力量协同，地下工作与正面作战结合，局部行动与全局战略联动。

1932年3月10日清晨，群众在小东门欢迎义勇军。（资料图片）

可惜因叛徒出卖，张凤岐等六人在行动前不幸被捕。面对酷刑与利诱，他们坚贞不屈，最终英勇就义。原定的里应外合计划虽未能实现，但义勇军的进攻并未停止。1932年8月至9月间，赵殿良指挥第二十一路军联合各路武装，先后三次攻打沈阳。其中8月28日的战斗尤为激烈——义勇军突入东塔机场，焚毁日军飞机数十架，中外报纸纷纷报道，使日本所谓“满洲治安良好”的谎言不攻自破。

这些行动虽未攻克沈阳，却深刻展现了东北抗日力量的觉醒与联合。从“九君子”的证据斗争到“六志士”的殉难，从多路义勇军的反复攻打到普通市民的暗中支持，一种跨越阶层、职业和政治立场的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形成。它不仅是军事上的配合，更是精神上的共鸣——无论银行家还是警察局长，无论教育家还是乡村战士，都在家国危难之际找到了自己的战斗位置。

这些努力和抵抗，像刺破夜空的星火，照亮了民族不屈的精神，也为后来更为广泛的抗日联合积累了血与火的教训。沈阳城下的枪声与呐喊，书桌前的密件与签名，最终都汇聚成一个民族的共识：唯有团结，方能救国。

启示

精神的回响

沈阳早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实践，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并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启示。

一、历史意义

奠定了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政治引领和组织作用。中共满洲省委于九一八事变次日发布的《九一九宣言》，是全球首个深刻揭露法西斯侵略本质并号召武装抵抗的纲领性文件。它率先厘清了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的事实，准确指明了共同的敌人，并批判了“不抵抗”政策，为联合一切抗日力量提供了共同认同的思想基石和道义制高点。从《九一九宣言》的理论指引，到地下党员（如巩天民、张永兴、李兆麟等）深入各阶层进行具体的组织、整合和领导工作，中国共产党在沈阳早期抗日斗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核心纽带作用。它不仅是积极的宣传者和组织者，更是统一战线得以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关键政治力量。

实现了跨阶级、跨党派、跨职业的广泛力量整合，是统一战线原则的生动实践。沈阳早期的抗日斗争汇聚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力量。从原东北军警（如黄显声部）到绿林武装（如高鹏振部），从城市工人、市民、知识分子、商人到青年学生，再到潜伏在敌伪内部的爱国志士（如“六志士”）。他们在民族危亡的旗帜下超越了原有的社会身份和政治歧见，形成了自发乃至有组织的联合，完美体现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统战核心原则。

开创了武装斗争与政治、外交、舆论斗争相结合的高级斗争形式。沈阳的抵抗并非单一的军事对抗，而是呈现出多层次、立体化的特点。城外有多路义勇军的军事围攻（如“三打沈阳城”），城内有“九君子”以专业知识和国际视野进行的证据搜集与外交揭露，还有“六志士”策划的里应外合。这种武装斗争与地下工作、合法斗争、国际统战相配合的模式，极大地丰富了统一战线的内涵和策略，有效打击了日本的侵略宣传。

展现了初步的国际视野，成功将东北问题国际化。“九君子”向国联调查团提交《TRUTH》证据集，是将中国局部地区的抗日斗争与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相联系的关键一步。他们的行动旨在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利用国际规则和舆论向日本施压，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国际战略眼光的早期尝试，并为国联最终否认伪满合法性提供了确凿依据。

二、历史启示

理论先导与旗帜引领是凝聚共识的前提。《九一九宣言》以其及时性、准确性和战斗性，在思想混乱的关头指明了方向，证明了科学的、坚定的政治主张是统一战线的灵魂，能够产生巨大的动员力和凝聚力。

崇高的民族大义是超越一切分歧、实现最广泛团结的基石。当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时，抗日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最高目标。沈阳各阶层、各武装力量之所以能暂时搁置分歧联合起来，正是基于对民族命运的共同体认知和对家国的深沉热爱。

统一战线的生命力在于形式的多样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沈阳的实践表明，统一战线不仅是军事联盟，也可以是情报网络、外交攻势、经济抵制和舆论宣传。根据斗争形势和自身条件，采取多种形式相互配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合力。

有效的统一战线需要坚强的领导核心与关键人物的桥梁作用。自发的抵抗力量分散而脆弱，中国共产党及其优秀党员（如黄显声整编义勇军、李兆麟整合沈南武装、巩天民联络“九君子”、张永兴改造绿林队伍）的出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凝聚、提升和导向作用，将分散的力量汇入有组织的洪流。

挫折与牺牲是斗争历程的一部分，但其精神遗产必将薪火相传。尽管许多行动（如张凤岐计划、多次攻城）因敌我力量悬殊或叛徒出卖而失败，志士们亦慷慨就义，但他们的英勇斗争和不屈精神震撼了中外，教育了人民，积累了经验，为后来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及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沈阳早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以其先导性、广泛性、策略性和艰巨性，不仅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更以其宝贵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为我们揭示了统一战线作为克敌制胜重要法宝的深刻内涵与力量源泉。

来源：沈阳日报

编辑：王沛霆

责任编辑：王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