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脉，又名五行山、王母山、女娲山，它南起于河南沁阳，连亘一千余里，北至碣石(今河北昌黎北)入海，是中国东部地区的重要山脉和地理分界线。太行山脉海拔一般为1000—1500米，最高山段为北段与中段，在2000米以上。相对高差200—1500米。 主峰为五台山，海拔3061.1米。
太行山上有八处因地壳变动形成的断裂地带，史称“太行八陉”。即：积关陉(河南济源县西北)，太行陉(山西晋城南)，白陉(河南辉县西)，滏口陉(河北磁县西北)，井陉(石家庄西)，飞狐陉(河北涞源至蔚县间)，蒲阴陉(紫荆关一带)，军都陉(居庸关关沟)。除了这八条通道外，便是林立的陡峰、深阻的谷壑“限隔”东西、“喉嗌”南北。再加上“州军镇戍，沿山错列，凭高控险，难于突犯”，太行山自古以来被视为天下之“大防”。正如明末清初的历史学家顾祖禹所说：“太行为天下脊，岂止一方之险要而已!”
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明清的两千多年间，太行山上烽火时燃，干戈不息。尽管朝代一再更替，而太行可资依恃之险始终未变。当然，随着历代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变化，太行的重要部位是有所不同的。宋以前的战事多发生在太行山南部，特别是太行南四陉(软关陉、太行陉、白陉、滏口陉)。这是因为，中原自古多战事，而中原地区又川原平衍，少险可依，占据太行南部，则进可攻，退可守，有了主动权。更主要的是宋以前各代的京都多在长安、洛阳、开封一带，占据太行南部，就能处于居高临下之势。随着元代以后建都北京，太行山北部和中部的战事多起来了。太行北四陉(居庸关，紫荆关、飞狐口、井陉)，或成为正面进攻京都之路，或成为侧翼迂回京都之道，其战略地位愈显重要。
公元前550年，齐庄公伐晋时，即曾入孟门，登太行。齐桓公曾悬车束马踰太行。公元前263年，秦昭王命白起伐韩，在太行山“决羊肠之险”，一举夺下了韩国的荥阳。公元前204年，汉高祖刘邦被困于荥阳、成皋之间，欲退往巩县和洛阳。他听从谋士郦食其的建议，北扼飞狐之口，南守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北)之津，终于转危为安，并使当时天下的人都知道大势之所趋。后来，光武帝刘秀为恢复汉室，也曾在太行进行过几次重要的军事行动。后汉元初元年(公元114年)，汉安帝下诏在太行南端三十六处要冲屯兵，以防外敌入犯洛阳。后汉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围临漳，袁尚自恃其根据地在太行，攻守皆宜，亲自率军东出太行，驰援临漳，结果被曹操打败。
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太行山建功立业的帝王将相也不少。晋永嘉三年(公元309年)，刘渊占据临汾后，立即派其子刘聪控制了太行。晋太元十九年(公元394年)，后燕慕容垂进伐西燕，屯军于临漳西南，西燕慕容永命令全部人马去堵塞太行山口，企图断其后路，慕容垂却引兵自滏口进入，灭亡了西燕。公元423年，北魏拓跋嗣曾从河内登太行，占领今山西晋城。公元530年，北魏国主诛大臣尔朱荣后，怕他的亲属部属来报仇，命史仵龙加强太行各要口的防御。然而，当尔朱兆从晋阳南下时，史仵龙却率众投降尔朱兆，致使尔朱兆得以长驱直入，进抵洛阳。
公元607年，隋炀帝为了北巡，曾调黄河以北的民工凿通太行山，直到太原，并使之与驰道相连。隋末，李世民与窦建德相争，李世民进据虎牢，使窦建德不能越过太行，而李世民则乘机占领上党，尽收河东之地。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李世民又攻打王世充于洛阳，曾派刘德威自太行东围河南沁阳。
宋建隆初年(公元960年)，李筠举兵叛乱。有个叫邱仲卿的人对他说：“你在此孤军起事，汴京的甲兵精锐，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怀孟(今河南沁阳、孟县)，塞虎牢，占据洛阳，向东去争夺天下。”李筠未采纳。宋太祖赵匡胤后来派石守信去讨伐李筠时，特意嘱咐道：“不要让李筠下了太行，要赶快引兵杜塞其通路，这样就一定能够消灭他。”公元1126年，金将粘没喝攻陷太原后，曾直下太行，进入河南。公元1206年，蒙古军队攻陷金的中都(北京)，亦曾分兵沿太行南下。
元至正十八年(公元1281年)，刘福通率起义军越过太行，火烧上党，元将察罕帖木儿塞井陉、杜太行，才遏止住了起义军向北进一步发展。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大军攻克元大都以后，西下太行，一举收复山西三十多个州府。
抗日战争时期，一二九师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领导和指挥之下，创建了太行区(晋冀豫边区)。太行区是我八路军坚持在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之一。太行山曾作为战略基地，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太行山人民抵抗日军的进攻，建设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